大数据技术：引导舆论走向　形成正确集体记忆

　　“后真相”这个词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其定义是“相比陈述客观事实，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更能影响舆论”。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不再那么在乎事实真相，在乎的是情感和个人偏好，只愿意去听、去看那些想听和想看的东西。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被媒体或网络误传的信息如果没有及时更正，等到它们变成了一个群体的记忆，就很难再改变了。最近，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一篇文章，整合了一些关于我们这个“后真相”时代里集体记忆的研究。

　　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很容易扭曲人们的记忆，这是因为社交媒体的结构基本上是以不同的组群为基础，你能看到的或者你选择去看的，都是和你在同一群体中的人，在你认同的群体中，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去赞同和遵照一种集体心理，而不管它的对错。

　　下面从四个方面给你说一说“集体记忆”：

　　第一，集体认同感与记忆融合的相互作用。一方面集体认同感会影响你是否选择与对方实现记忆融合。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科曼说，你更容易受到相同群体的人的引导，比如说，你的大学同学就比一个和你没有任何交集的人更容易影响你。所以记忆融合更多发生在群体内部，而很少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另一方面，记忆融合也会反过来增强集体认同感。有着共同记忆的人之间更有认同感，而且在未来的交流中也会更互相关注。大量研究表明，集体认同感与个人幸福感成正比。比如在生活中，那些对家庭故事更了解的青少年，心理幸福度更高。

　　第二，趋同心理会扭曲人们的记忆。以色列威兹曼研究所的研究员做了一个实验，给30名志愿者看纪录片，5人一组，看完后每个人单独回答相关问题。一周之后，再问他们一样的问题，但在问之前，每个人要看一份一周前别人的答案，并会告诉他这是和他同一个组的人的答案，然而实际上，这些答案其实是错误的。结果大约有70%的人，在第二次回答的时候，都会按照所谓“同组人”的答案暗示来回答，而不管答案是不是正确。

　　第三，集体记忆很难改变。和别的群体的人交流，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能让我们的记忆更客观，减缓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但心理学家科曼说，不同声音出现的时机很重要，一旦集体记忆形成，不同的声音就很难介入，反而可能被集体记忆歪曲。另外，集体记忆形成之后，甚至会扭曲“外人”的形象，导致不同群体的分裂。

　　第四，集体记忆的形成有选择性。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认知心理学家诺曼•布朗提出，一件事会不会成为集体记忆并传给下一代，取决于这件事本身对人的认知以及社会进程的影响够不够大。去年诺曼•布朗的研究团队就发现，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的儿童，在之后的生活中，更多回想起的是枪击、爆炸等战争经历，而不是他们的婚姻或孩子出生这样的生活经历。

　　最后说一说我们要如何防止错误记忆，辨别谣言：

　　首先从人的层面来说，反复强化是一个好办法。强化正确的概念，就能抑制错误概念的传播。比如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只要和得了这种病的人在一个房间，就可能被感染，实际上是不会的。扼杀这种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经常解释埃博拉只能通过体液进行传播。

　　其次，科学家也在从技术层面寻找解决办法。比如，有一种办法是通过计算社交账户的传播历史、认证信息、评论语义等，建立机器学习模型，来自动判别社交媒体上的谣言；还有一种是建立谣言库，根据语义相似度，来判断信息是否在谣言库里，再根据谣言的分类和描述，找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求帮助。

　　谣言之所以容易成为集体记忆，重要的原因在于谣言本身更契合大众相对滞后的平均认知水平，在于其能够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并“解决”问题。例如某些养生谣言，就是通过提供一些简单的行为“满足”大众最基本的期望。辟谣往往是“亡羊补牢”之举，为了实现“反转”，辟谣必须引用更确凿的论据来支持，但这些高深理论又与大众的认知水平相距甚远，因此加大了辟谣的难度。大数据处理信息服务商金盛网聚WJFabirc认为，对于谣言的跟踪，记录其发酵过程，概括其衍生特点，加强正规媒体的预判能力，这些都是大数据技术在助力形成正确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方向。对于谣言源头的媒体分析并进行锁定、监控，可以在第一时间获悉目标媒体的动向；通过对谣言案例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谣言成形的条件；通过对谣言传播路径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辟谣的最佳传播途径。由此可见，大数据技术在对抗谣言传播，引导舆论走向方面“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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